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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环保动真格

文章来源:admin    时间:2019-05-05

  

  北京周边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一家EPS(泡沫塑料)生产厂商悬赏数百万,寻求进入三星供应商体系,无果。而环保风暴一来,数百家EPS生产厂商纷纷倒下,仅存寥寥几家。这时三星反而主动找上门来了。这家企业终于扬眉吐气。

  在这场环保风暴中,环保设备企业订单不断,那些以往对他们嗤之以鼻、不愿理睬的潜在客户们,纷纷抛弃低价策略,转而追求实际效果,主动上门采购。而那些提早就实现达标排放的企业,避免了被关停、整顿所带来的损失,在危机关头赢得了更多客户的信任。那些过去貌似犯不上的投入和不为人知的环保举措,终于被证明是值得的。

  另一方面,环保督察力度之大,执法之严,速度之快,使得不少中小企业陷入停工、停产的困境,更普遍的影响是原材料涨价,零件断货,波及到了更为广泛的产业链上下游,令本来就“利润薄如刀片”的制造业雪上加霜。

  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是,此轮环保新政,绝非一阵风。在《中外管理》近期对来自钢铁、家居、餐饮、涂料、造纸等与环保关系紧密的行业从业者的采访中,已然发觉:环保早已从一道是非题升级为全社会的共识。

  不过,企业对环保政策的理解,把环保放在何等位置,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环保仅仅是等于达标排放,还是把环保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契机?这些问题仍然在考量着企业家对于企业作为社会细胞的角色认知……是牺牲环境来创造财富,还是解决社会问题而创造价值?

  环保,实际折射出来的是企业自身价值的认知态度,它更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环保,将同其他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样,将无时无刻不考验着管理者对短期和长期,微观与宏观,内部与外部三对矛盾的平衡和把握。

  2018年岁首的冬天,北京已经连续120余天无有效降水,突破近十年的历史之最。医院里患流感的就诊人士,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在朋友圈走红,拨动了不少人的神经。另一个世界里,一场同样严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环保风暴”型流感,也在这个冬天蔓延至整个企业界,遍及全中国。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感受到了这场流感的威力,有的咳嗽,有的发烧,有的则进了医院,体质不一样,“病情”就不一样。

  2016年1月,中央环保督察行动在河北开展试点。截至2017年年底,四批环保督察行动完成对全国所有省份的覆盖。其间,2017年4月,环保部宣布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道“2+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为此从全国抽调了5600名执法人员来执行。这是环境保护有史以来国家层面直接组织的最大规模行动。

  为了防止包庇,各省市展开交叉督查。针对重污染行业,中央环保督查组曾一天三次突袭广东谷饶镇印染企业。为了防止工厂关门暗地生产的情况,有关部门甚至动用了无人机监察。针对不达标的污染企业,不再贴条,而是直接拉闸限电。据一位企业家称,一个区县因此消失几百甚至上千家企业都是正常的。

  而拉开这场环保风暴序幕的,正是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环保法》。与此前的旧法相比,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执行副会长李庆瑞将其称为“长着獠牙的环保法”,例如:企业违反排污可以按日连续处罚;严重环境违法可入刑等。

  根据民间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的观察:纺织印染行业出现了史上最严格的环境排放标准,很多企业只能被迫转型,虽然有些评论认为过于严苛,但其标准的出台,表明了政府解决环境问题的决心。此次环保风暴无论从力度的持续性、行业覆盖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以往任何时候。

  ,也因为环保风暴迎来了一些显著的变化。2017年出台的“双积分”政策规定:汽车制造商除了需要降低燃油消耗来获取油耗正积分外,还必须出售足够数量的新能源汽车才能获得相应的新能源积分。在J.D.Power副总裁梅松林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如此重拳,来推广新能源汽车,以前很少有车企把新能源电动车作为发展的头等大事,但现在很多车企都开始紧张了。”湖南长沙的松井新材料董事长凌云剑,其另一个身份是湖南省人大代表。他介绍说:“当地政府考核环保是一票否决的。一个环保、一个安全搞不定,政府职能部门的一把手业绩再好,也给你换掉,这是动真格的。”前段时间松井打算进入汽车涂装领域。众所周知,传统的水电镀工艺是高污染领域,而松井开发的PVD工艺洽洽是对传统水电镀的革命性升级。某地政府刚刚听到松井的投资意向,便保持了高度警惕,坚持要到松井进行实地考察。

  当时,对方环保局、科技局等相关人士一行七八个人来到了松井实地参观考察,审阅完相关材料,发现松井做的产品不产生污染,才最终同意落户。“你会发现,政府招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需要的是绿色

  2017年,一撕得纸箱的CEO邢凯认识到,国家应该用更强硬的力度来推动这件事,毕竟环保关乎国计民生。“我反复听到很多人说,中国有大量的小企业活在生死线上,环保一定要立足国情,很多事情要慢慢来。在这之前,国家推行的诸多环保制度和标准,仅仅是作为推荐标准。做了更好,不做也不违规。所以大部分政策推行后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在这波环保风暴的影响之下,一撕得的不少供应商甚至在自己的公司名字里加了“环保”二字。在天津海钢板材董事长于茂松看来:带有政治色彩的执行力,比如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等,使得很多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执行都要严于国外企业的标准。

  “法律必须要严,你排污造成了整个下游的污染,甚至危害了他人的生命安全,应当受到惩罚。”在91岁的原航空航天部部长、原中国工经联会长林宗棠看来,只有“严”,环保问题才会被企业真正重视起来。

  但无论如何,环保是大势所趋,必须见到成效。一个数据是:2018年1月3日,北京市环保局公布,2017年北京市全年PM2.5,有9个月月均浓度为近5年同期最低水平。

  “环保”这场总该要生的病,使得那些私底下注意“锻炼”的企业,成功抵御住了四面八方袭来的风寒。让他们数年在环保领域的坚持和耕耘,被放大到了客户和公众的面前。秦皇岛首创思泰意达常务副总经理刘炳煌,对此有着鲜明的感受。当年他带头跑业务,跑遍了唐山周边的钢厂。最常见的“招待”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你的东西?”

  不少企业很“实际”:环保局检查时我设备开一开,平时开设备都费电。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为了备战奥运会,保证183天以上的蓝天标准。北京临时关停了周边的重污染企业,有企业专门找到刘炳煌:“你看,就算我用你的设备,也得关。”

  那时候,企业买环保设备更多是为了应付检查。一家重污染企业专门去买了一台6000元的射雾器(喷雾降尘设备),放在屋顶上给检查的人来看。但后来污染物居高不下,在政府的要求下安装了监测器。结果,这家企业到处询问,哪里能买到好的射雾车。最后,购买了思泰意达的一台价值60万元的射雾车。“现在客户更重视效果,所以签合同也跟以前不一样了。环保治理以达标为主,效果没达标就不能验收。”不少当初拒绝刘炳煌的企业,如今都纷纷成了回头客。

  在天津海钢板材董事长于茂松看来,环保问题跟企业发展战略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定位在价格战,上这么昂贵的设备肯定不合算。因为成本增加,产品在价格上是没有竞争力的。但如果企业走的是品牌、质量、服务,按这条路子定价,反而可以养活设备。”

  根据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的了解,像万科和万通这样的房企,在绿色发展领域就做出了表率。他们的环保意识不仅体现在最终的产品上,而且还和数家同行推动了

  行业的绿色供应链行动,例如:他们对水泥、钢筋、板材等一系列的产业建立环境表现标准体系,只采购符合环保标准企业的产品。“作为行业的龙头企业,他们带动了整体产业链的绿色发展。”环保风暴带来最显著的影响是竞争环境的改善。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众山投资董事长吴忠恒看来,“环保风暴让大厂更自信,让中等厂可以升级,让小厂不敢做了,或者转型做更好的。”首创思泰意达常务副总经理刘炳煌认为,在经历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以后,现在的经商环境比以前好多了。制度严格会让让企业自觉向善,不作恶。环保对再生资源行业而言,意义同样重大。

  “千家万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个环保怎么做呢?环保是要有成本的。不管是哪个行业,集中度更高,才可以推行环保措施。”在湖南万容科技董事长明果英看来,环保风暴关闭掉了散乱污企业,有利于环保的集中处理。

  “过去为什么再生资源行业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太分散。正规企业上了环保设施,上了机器设备。但是个体户不用,反而把原料抢走了。所以大企业就吃不饱。”转型做资源回收处理的明果英深有感触。

  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万容签订了二十几个框架协议,十几个项目同时开工建设。明果英看到,不少业主在选择垃圾处理企业时,非常慎重。有的一次定不下来,还要两次、三次,甚至经历四次考察,才最终敲定。

  原航空航天部部长、原中国工经联会长林宗棠对《中外管理》直截了当:“环保问题简单不简单?其实很简单!主要还是下没下决心,重视不重视,企业甚至可以拿出销售收入的10%-12%进行环保投入。”

  “2016年以前,环保对企业而言,是成本;但2017年以后,环保就变成企业的重要竞争力,甚至是企业可经营的基本资质了。”一撕得CEO邢凯说道。

  但现实远比人们看到的更复杂。中国大量中小制造型企业处于生死线边缘,“制造业的利润已经比刀片还薄了!”在2016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直指制造业生存境况。此次环保风暴让本来就处于风雨飘摇的中小制造业,更加艰难。不少企业纷纷陷入停产整顿、采购间断、信用危机等困境。

  在于茂松的印象里,钢铁企业从2014年开始大面积亏损,2015年钢铁更沦为“白菜价”,每斤约7毛钱。当时全国只有一两家钢厂不亏损,其他全部沦陷。

  但是,从2016年开始,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下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之后,“2017年钢厂反而都赚钱了。2015年每吨亏损将近100元,2017年每吨反赚1000元”。因需求增长、政策利好、环保限产等综合因素,使一家钢铁企业居然三天赚了一个亿。

  尽管钢厂赚得盆满钵溢,但实则是下游企业为之买单。据于茂松介绍,整个钢铁产业链的利润几乎集中在上游。而下游80%-90%的企业是亏损的。到2017年下半年,中国的钢铁出口量呈现断崖式下滑。从2016年开始,全世界最贵的钢铁在中国。但是,2015年、2016年、2017年钢铁的出口量依次为:1.1亿吨、8000万吨、6000万吨。

  在造纸行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从业者透露:“为什么贵呢?环保突然严了,工厂开工不足,甚至很多工厂停产,国家专项行动查获进口废纸,进口的部分减少了,供需平衡就被打乱了嘛。”

  当然,除了原材料,涨价的还有能源燃料。一位企业家透露:2017年9月份天然气的价格是2.2元左右,到了12月份,价格就翻了三倍。如果一家企业一天的天然气消耗量是七八万平方的话,就天然气一项,成本就增加了30多万元。

  2017年9月,一封因供应商断货而向政府发布的《紧急求助函》在网上传播。全球知名零部件供应商舍弗勒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旗下的滚针供应商某公司因环保原因被关停。

  据称,该公司的关停,将间接导致49家汽车整车厂的200多款车型陆续全面停产。因为供应商是独家,如果更换新的供应商至少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而预计滚针的供货缺口将超过1500吨,理论上将会造成中国汽车产量300多万辆的减产,相当于3000亿人民币的产值损失。断货导致了很多企业有单不敢接。

  因为环保停产整顿等原因,不少制造型企业,其生产设备大多是连续性设备,停一次再开一次,直接损失甚至可高达几十万元。

  有时候,环保政策变化异常之快,也产生了企业刚刚按照新政策执行下去,匹配好设备,但标准又上调了的不适应症。尽管标准的出台会带动一系列设备厂家的繁荣,但政策变动太频繁,也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一个真实的案例是:一个天津的砖窑老板,为了进行环保升级,几乎把身家性命都投了进去。投资改了天然气,相关手续也都办齐全了,但刚把天然气装好,准备投产的时候,却被告知该行业在本市被取缔了。老板直接精神崩溃了。

  损失是一连串的。尤其对于一些出口型企业而言,损失不仅仅来自于停产,如果连港口都停运,就意味着毁约。“企业是依靠信誉生存的,你定好了订单都保证不了时间。这个损害可能是很难计量的。”天津海钢板材董事长于茂松说道。

  他算了一笔账,被关停的散乱污企业,仅天津静海区就多达2000多家。一家按10个工人算,失业人数就多达2万多人。

  “但是如果再不投就是死路一条。这是你的必由之路,只能这么做,这是生和死的问题。”于茂松语气坚决,但也透着些许无奈。

  不少企业把环保当成一种成本,甚至是一种额外的负担。这就意味着“环保”这件事需要企业家付出额外的“道德情操”才能最终达成。但事实上,根据《中外管理》记者调查发现:那些环保风暴中的先行者,大多出于对自身企业长远利益的考量,而不仅仅是道德,才决心投入并践行的。很难想象,在浙江义乌,一家只生产吸管的工厂——双童吸管,竟然早在2004年就规划并投入了企业厂区的整套节能降耗设施,每年为双童节省200多万元,截至2017年累计节省了3000多万元。

  以设备余热水循环系统和余热采集系统为例,双童把所有经过模具的50度温水收集起来,处理之后用于员工洗澡、洗衣等生活用水。同时,董事长楼仲平引进了日本的相关技术,对设备余热和废气进行采集并回收,再通过空调管道输送到需要加温的车间和工段。仅在这一项上,双童每年就节省150多万元,更是消灭了企业产生的污染和排放!

  “当时,我们没有那么伟大,也不是说我思想觉悟有多高,但这样做一年能省下200多万,我何乐而不为呢?我是一个商人,商人的本质就是去追寻利益最大化。”楼仲平对《中外管理》说。

  在楼仲平看来,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但是日本社会转变得非常快,他们一直把节能降耗、环境治理当做效率提升的一种手段。在日本,节能降耗从来没有政府过多的推动和宣扬。

  “法治是不允许你做,利益是吸引你不做。”众山投资董事长吴忠恒说道。众山投资一直在致力于一次性餐饮用品行业产业链整合平台。在他看来,不少一次性餐饮用品企业转型升级做环保产品,和环保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少企业是从低端产品开始做起,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以后,就逐渐提高门槛,进军高端领域,产品就越来越环保,这并不是靠环保意识来吸引的,而是因为利益。

  作为民间环保组织的带头人,张伯驹在和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有同感。作为环保组织,不能只说环保人的话,而是要说让企业听得懂的话,“我们要跟他们讲市场、盈利、融资、ISO,而不是说环境、绿色、生态。环保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风险控制、市场机会、品牌形象。”

  在一撕得CEO邢凯看来,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应该实行不同的成本结构,通过税收来进行调节。因为花一块钱去污染,可能要花十块钱去治理。

  尚和管理咨询总经理胡光书甚至认为,部分企业适应不了环保只是一个结果,或者一种表象。环保的响应能力,实际上是企业综合经营能力的反映。很多时候,部分企业的经营能力,代表着一种落后产能。在他看来,目前大部分中国企业的思想,还处于早期“供不应求”——生产什么就卖什么的阶段,而欧美、日本企业早就进入了“市场导向”阶段。

  以家居板材行业为例,不少企业被环保一击就倒,原因就在于陈旧的技术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不少板材产品同质化明显,产能严重过剩。一位板材行业资深人士感叹:“一个年产值几百万的板材厂,搬厂要投入150万,这种情况下,还干不干板材就是个问题。”

  但如果企业存在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盈利,则会出现很多古怪的事情,例如:环保企业有时候甚至成了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在污水处理行业,企业把污水处理最末端浓度最高的污泥随意抛弃。打着生态旅游旗号的旅游公司,很多时候都是以生态为代价来吸引旅游者,造成更多不环保,最后带来生态灾难。

  在吉林双辽有一家浮法玻璃厂,因为当地有一个砂矿。一次,曹德旺从一个德国留学生那里得知,通过现有技术砂洗洗不干净,德国有一种技术可以实现。于是福耀就买来设备,并且做了环保认证,投入了近千万。投入之后,有老百姓出来抗议有含氟的污水排放,于是福耀玻璃就把污水交给了污水处理厂,处理完之后排放。但后来老百姓又提出一个问题,洗出来的矿渣怎么处理,政府又给出一个方案:堆到岩石坑里去。老百姓就说岩石坑会渗怎么办?后来,曹德旺一想:氟污染会导致人的头发、牙齿掉光,到时候你赚钱又图什么?于是曹德旺就果断下命令关闭了这个砂矿。而前期加起来近亿元的投资也随之而去。后来,福耀只有从辽宁本溪买矿回去,每年要多花1000多万的运费。曹德旺“不过”了吗?

  “做企业是为什么呢?我们努力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但是住到病房里面去治病,那你说你改善什么?作为企业家这是绝对不行的,这是不负责任的事情。”曹德旺的话语非常朴素,但所蕴含的社会责任感,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还不多见。但如果想清楚企业和企业家存在的本质和意义,环保这件事情似乎也不那么难。

  在双童吸管董事长楼仲平看来,“商人的本质,就是以利他去换取利己。表面上是利他,但是实际上是利己,这是商业定律当中的一环。”

  中国人把稻盛和夫的“利他”思想,看成一个非常高尚、触不可及的思想。但尚和管理咨询总经理胡光书认为,“利他”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生存法则。如果不能对外部做贡献,企业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他认为,虽然一个常见的说法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人是自私的,但很多人不知道,自私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人基于自私所以要去交换。正因为自私,才能通过交换给别人提供价值,从而获得自身价值。所以,利他不是一种高尚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普世思想。

  “战略上重视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在战术上,产品生产过程没有解决,就是没有用的。环保就等于没有落实下去。”胡光书说道。不少企业家认为,主要有两个手段来应对环保问题。首先是减少使用,其次是资源化。例如:把彩壳纸箱包装,转换成塑料吸塑包装,大幅度减少了资源浪费。

  万容科技董事长明果英从事固体废物处理领域十多年,包括家电拆解、报废汽车拆解、废钢、废塑料的回收利用,他发现在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从业者把有用的东西提取出来以后,把没用的残渣到处丢弃。本来是资源回收再利用,减少对环境的伤害,结果反而造成了二次污染。

  后来,明果英提出,再生资源行业要依靠科技,“吃干占尽”。以前拆解报废的汽车,需要使用氧割工艺,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烟气。万容创造了一种机械剪,像一把大剪刀一样,直接把零部件“减下来”,但精度又足够高。最后,所有的残渣都通过一种热解技术,使其最后转化成碳和油,二恶英的排放几乎没有,更把残渣转化成了燃料。

  在明果英看来,过去垃圾处理是把无害化放在前面,现在是把资源化放在前面。以油漆桶为例,它属于危险废物,如果随便丢弃,就会对土壤产生影响。有的地方收取3000-4000元一吨的处理费,而2018年开始收取环保税以后,一吨危险废物就要交1000元。在国外,有很多工业园区内部之间相互协同、依存,一家企业的废料可以成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明果英建议,像油漆桶之类的用品,企业可以做再成生桶或者送给有需要的供应商。

  在《蓝色经济》一书里,“蓝色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区别在于:绿色经济模式虽然环保,充满善意,但政府往往会补贴更多,企业也要投资更多,消费者支付更多,最终的结果就是用较多的成本达到同样甚至更少的产出。而蓝色经济的目的,不但是要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而且要在保护、调适、增值自然系统的同时创造经济价值。

  技术是实现“蓝色经济”的唯一途径。拿最近几年比较火爆的3D打印技术来说,它是否将有助于环保呢?91岁的原航空航天部部长、原中国工经联会长林宗棠在几年前开始对3D打印着迷。

  几年间,他联合3D打印研究院,自主设计了100种工业上最常用的机器零部件,依靠家里的几台3D打印机,就能打印出各种零配件,这种方式几乎不产生任何工业废料和废气排放,甚至连原料不锈钢粉、铁粉都可以通过资源回收获得。可见,如果3D打印未来在企业得到普及,将大大助力企业的环保升级。

  2018年1月1日,环保税征收正式实施。有人说,2016是环保政策元年,2017年是环保政策爆发年,2018年将是环保政策落实年。这可是动真格的。

  对企业来讲,“即便得了重感冒,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从医学上讲,感冒是在帮助人排除体内毒素,是形成新的免疫力和增强抵抗力的有益过程,对人的健康长寿是有好处的。环保风暴是全面体检,更是一剂猛药。”天津重钢机械装备董事长李坤形象地总结。

  驱动的环保升级大企业通过产业链逐级传导到各层供应商,倒逼中小企业进行环保升级如果没有苹果这个超级大客户,松井新材料董事长凌云剑可能会对“环保”的反应稍微迟钝一些。如今,松井在这场环保风暴中镇定自如。

  在过去的2017年,不少同行对松井投来频繁的“问候”:“你们厂里什么情况?唉!我们这里不行,要整顿。”凌云剑的回答往往是:“啊,我们这没事啊。都没有人来我们这儿。”

  在尚和管理咨询总经理胡光书看来,从全产业链成本考虑,只有供应商的稳定健康发展,企业的整体经营状态才能达到最佳。这样的企业无形中为环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松井的环保升级正是得益于大客户苹果的帮助。

  2015年某天,松井来了一位苹果的“考官”,在工厂里走了一圈,密密麻麻做了很多记录,随即写下了一些数字。

  在随后的反馈中,EHS(环境Environment、健康Health、安全Safety的缩写)一栏中,松井的得分是40分(注:及格是60分,满分是100分)。苹果据此给出的结论是:“供应商松井新材料被列为观察可培养对象。”

  对方的打分要求近乎苛刻:危废未分类存放,并贴上标签,不得分。原料摆放没有使用围堰,不得分;缺少雨水管控系统,不得分……

  这一列,就是400多个问题。虽然松井是涂料化工企业,但属于精细化工领域。基本上只产生尾气,生产过程不需要用水,所以没有废水排放,顶多会产生一些生活污水。尾气通过气味收集罩收集,并经过水幕、除尘等处理,集中往高空合规排放。

  看到苹果列举的问题,凌云剑和其他人都觉得有些小题大做。当时,包括整个松井,几乎没有人了解EHS。由于苹果这个客户主要是由业务部门导入的,对方就找到了松井的市场人员。凌云剑听说后,就派出了当时在任的质量管理部部长与苹果对接。

  这位部长就跟随苹果的辅导人员一起检查。随后,再把问题列出清单,传达给当时安(全)环(保)工程部的戴林成,再由戴分发给不同的生产小组。

  但苹果的辅导人员到工厂两三次后,发现松井并没有什么实质改进,甚至又发现了很多同类问题。

  当时的主要两位对接人,一位是质量管理的部长,他几乎只对产品质量负责。另一位是安环工程部的戴林成,更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仅仅只是被动把问题发给各个部门,让其整改,并没有把精力过多放在这件事情上。诸多原因,导致EHS停步不前。

  

  最后,那位苹果的辅导人员没有办法,感觉自己推不动了,就把推进现状传达给了苹果公司的内部采购部门,而采购部门立马联系了松井的市场部高管。市场部高管得知以后大怒:“这个事儿怎么推不动,苹果对我们的印象都不好了,那不是影响生意吗?”

  戴林成主动挑起了这个担子。他接手后,就跟着苹果的辅导人员一点一点落实。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大家都不懂,只能靠苹果的人带,拉一步走一步。“天要下雨,我又管不了,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一次听说雨水管控的时候,戴林成一脸茫然。

  后来才知道,天上下的雨是干净的,要保证雨水不受污染,这叫雨水管控。“雨下到你的地盘里,你要保证它流出去是干净的。”这样一讲,戴林成就明白了。

  在苹果辅导老师的指导下,戴林成带头对松井工厂的雨水流淌路径进行了全部排查。关注点包括:是否有污染点,物料、化学物品是否存在泄漏可能。甚至包括机动车停放都要检查,车底下是不是漏油。

  重要的防护措施,就是在存放危废的地方,设计和增加了不少围堰。这样,发生泄漏之后就可以在围堰里进行处理。包括大大小小的围堰,物料、灌区围堰等。之前车间生产现场的移动物料都是放到一块木卡板上的,用叉车直接叉走。后来,这个木卡板也被要求换成了一个带有托盘的卡板,上面有一个网格面板,里面是凹进去的,如果发生泄漏,就会直接漏到托盘底部。仅仅卡板这一项支出,就差不多有10万元。除此之外,还包括地面的硬化打磨,防渗漏等,也必须投入。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是否产生污染呢?首先是目测,判断流出去的水是否是黑色,或者含有油污。同时,在苹果的指导下,松井一年要进行两次雨水检测,检测雨水里是否含有有机物,取样并形成检测报告,以供苹果定期检查。

  苹果方面说,如果遇到大的泄漏,前面的管控手段都失败了呢?所以松井要进行“雨水应急管理”。意思就是在以上所有措施都失败的情况下,也应该保证污染的雨水得到有效的处理。

  这样,松井在工厂内的雨水总排口上,设立了应急装置——两道闸门,一旦有化学品进入雨水管,就拉下闸门,然后再把雨水管里的雨水收集起来,交给污水处理厂。

  “原来工厂是直接把原料放在地上的,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泄漏,十几年都这么过来了。苹果的EHS,更多是一种风险把控,一种防范型措施。它不管你现在和以前是否发生,更要关注的是未来不会发生。”戴林成说道。

  随着戴林成的接手,松井的EHS开始步入正轨。但接手以后,戴林成发现这件事仅凭他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就主动跟董事长凌云剑申请,要找一个EHS工程师来,虽然自己可以管现场、搞整改,但是系统的建立必须由专业人员来盯。于是,最后终于辗转找到了一个和苹果对接过电子产品的EHS工程师。

  在凌云剑看来,苹果的这套环保体系,既包括企业立项开始的设计、批复等大的合法性问题,更包括平常水、气、声、渣的日常管理,每项内容都要形成固定的制度、检查机制,持续的改进机制,还包括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的投入,这套系统才能够正常运行。

  随后,松井为此调整了组织架构,把原来的安环工程部更名为“EHS中心”,并设立了EHS管理委员会,两个重要职能就是环保和安全,凌云剑担任管理委员会主任,戴林成担任常务主任。每月,EHS管理委员会会进行现场检查,并发布不符合项通知单,并召开例会。

  例如:对于洗眼器和淋浴装置,不仅仅是配备硬件设施,还要有相应的管理办法。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专人定期检查硬件设施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必须保证一旦发生事故,设施能起到作用。否则,将对人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除此之外,EHS委员会还会建立相关数据库,在上年度的数据基础上,拟定来年的管理目标,例如:危废减量计划。

  而这一切都是在苹果的帮助下逐渐建立起来的。所以,苹果不光是考核供应商,更在于培养。“只有帮助供应商,使其拥有与之配套的能力,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戴林成体会颇深。

  “什么事情都要辩证地看,一方面我们投入比较大。但另一方面这其实是政府在帮助我们淘汰些不合规的竞争对手。”凌云剑对《中外管理》说道。过去,大多数同行在劳保、环保、安全方面的投入几乎没有。在凌云剑的印象里,松井当年经历过涂料行业最原始的做法:一个拉缸,一个搅拌机,三五个人就能干起来,运营成本非常低。

  而松井走的是规范化道路,如果算上安全、环保、大型设备的投入,成本不低。松井每一吨涂料的售价大约要比同行高出1万元左右。“这个万把块钱是别人对我们投入的犒劳,客户对比松井和竞争对手的管控现状,就会觉得松井的管理水准是可靠的。”

  在凌云剑看来:短期看,松井对环保的投入肯定是亏的。但战略意义绝对是赢的。因为如果敷衍,苹果随时可能把松井淘汰掉。“你(苹果)要我做环保,我肯定不积极,作为经营者要考虑投入产出比的。”但是做苹果的生意,就必须要投入,因为环保是供应商评价的核心维度之一。

  前不久,凌云剑听说某知名汽车品牌的一个供应商,因为使用的涂料卤素超标,一次性被罚500万元,便觉得有些庆幸:“这主要是反映企业的竞争力,尽管有些客户还没有意识到,但是大客户已经完全意识到了。环保竞争带来的是品牌溢价,客户愿意多掏一点钱。”

  松井这样的故事不是孤例。国外大客户往往在对中国企业提出高标准、严要求的同时,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在环保方面积累更多的经验和教训,以应对未来纷繁复杂的国际化竞争。首创思泰意达是一家工业粉尘处理的设备厂家。它曾对接过一个澳大利亚项目。尽管所有的做法都是按照澳标去生产和采购的,但唯独忽略了一点,水泵电机外面的油漆,因提供不出任何环保证明,而受到了对方的质疑,但这个水泵电机又是从德国一家厂商采购的,他们也只是负责组装,所以电机外层的油漆来源很难追溯。澳公司认为:油漆生锈、剥落,就有造成土壤污染的可能。刘炳煌当时感觉老外很“计较”。

  巧的是,思泰意达最近在对接迪拜一个号称“中东一号工程”的项目时,对方竟然开口就问:你们做国外项目时有哪些失败的经验?其中,刘炳煌就讲了澳大利亚项目的教训。最后的处理办法,就是将所有的电机油漆都打掉,重新上漆。

  以前,思泰意达对接更多的是国内项目,但是现在,为了提高公司的质量标准和员工的国际化竞争水平,刘炳煌有意识地去多接触国外项目。让自家的设备和人才符合“国际标准”。

  外界都认为苹果强在产品设计和体验上,实则不然,苹果最大的优势是供应链管理。凌云剑介绍,苹果有核心、一级、二级供应商。而松井就属于二级供应商。目前,苹果已经把管理触角伸到第二级供应商了,甚至还在进一步向上延伸。

  可见,大客户、行业龙头企业对环保的推动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大企业通过产业链话语权,一环一环地传导到各级供应商,一直倒推到源头,倒逼上游中小企业进行环保升级。

  当然,任何一家企业在环保上的远见和先行一步,并不是脱离其经营理念单独而论的。尚和管理咨询总经理胡光书认为:企业对环保的反应能力,其实体现的是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这两年,松井在环保上的直接投入就高达两三百万。如果算上组织、人才、培训、检测设备的匹配,总投入近千万。环保的投入从哪儿产出?

  不仅在具体的产品生产上坚持绿色环保,事实上松井早在几年之前,就完全摆脱“灰色营销”,走上一条“绿色营销”之路了。

  2014年年底,松井公司内部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来自高管团队之间对松井经营路线、方针和策略的分歧。公司内部存在两派,以凌云剑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站着把钱挣了”,坚持绿色营销,用产品和服务打动客户。而以营销主管为代表的一派,仍然坚持灰色营销,希望以此能绑定客户。

  当时,八项规定刚出台,凌云剑第一时间感知到了政策的风向,推断这个约束迟早会蔓延到社会经济其他方面,他决定彻底放弃“灰色营销”,公司里不少的干部、员工反映:我们先走一步,但企业的对手还是用这种办法,我们岂不是吃大亏了。凌云剑的回答是:“要看长远一点,企业经营不是一朝一夕,进行合规经营,短期看吃亏,长期看一定会让我们的竞争力提升,我希望松井的寿命能更长一点。”

  确定了绿色营销的方针之后,最严重的“反应”,就是松井的生意几乎被腰斩。“老板这么抠不行,做生意哪有不送钱的。”这种质疑直接造成了核心营销队伍人员的相继离开。

  面对市场下滑,高管离职,凌云剑只能硬扛。2015年他重新出山,拜访了一圈客户,而客户扑面而来的问候则是:“凌总,你们不做生意了?”凌云剑低头不语。

  幸运的是,这条路是对的,经过了几年,松井总算熬过来了。绿色营销每年为松井节省了大量的营销费用,凌云剑把这笔钱投入到了产品研发、技术服务上。他重新把公司定位为“技术的松井”。

  凌云剑记得在内部会上跟干部说过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像电影《让子弹飞》里面的经典台词一样——“一定要学会站着把这个钱给挣了”。跪着是乞求,站着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双方的价值交换。

  在每年手机研发的黄金季,松井就抓住寒暑假的空档期,密切跟华为、vivo、OPPO等客户粘在一起,不断挖掘客户潜在需求,提供多种解决方案,打磨并形成产品,最终和客户取得共赢。

  通过一年多的“折腾”,2017年3月份,松井再次接受苹果的评估审核,EHS的得分从40分变成了93分。直接的受益是苹果逐渐把开发机会往松井倾斜。如今,松井向苹果提供的产品线从一条拓展为三条了。按着苹果的标准,凌云剑也正在开始对自己的供应商传递同样的要求。

  外卖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塑料使用量的激增长。对于餐饮包装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契机,然而从整个社会环境来看,也步入“成长的烦恼”人每天在做饭上投入的时间有多少?

  据利乐公司数据统计显示,只有40分钟。而过去一个主妇用于做饭的时间却平均为150分钟。是做饭的工艺改进了吗?NO。是因为外卖业的崛起。

  2017年,有3亿人在餐饮外卖上花费了2000亿元。而各大网络订餐平台一天订餐量所需餐盒就达4000万个,一年就是146亿个。

  面对环保新政成为新常态,一次性餐盒企业被推向了风口浪尖。然而,人们一边声讨环保餐盒不环保,却又无法摆脱对它的依赖。一次性环保餐盒真的就不环保吗?“百亿餐盒”带来的环保问题该如何破解?

  鑫同吸塑(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锋,17年前在香港创立了“饭盒王”品牌,生产、销售高级环保一次性PP塑料餐盒(以下简称PP餐盒)。刘海锋回忆起2008年,在内地打包盒饭的经历,那时市场上流行的是质量很差的泡沫餐盒,菜汤都渗漏到了汽车座椅上,而且餐盒还有异味。当时刘海锋的饭盒王早已为香港学生大量提供午餐饭盒了,无论是硬度还是密封性,都能保证饭菜在运送途中不会发生漏洒,最重要的是安全环保。然而,由百分百全新进口的塑料制造而成的“饭盒王”PP餐盒,成本是泡沫餐盒的好几倍。一个泡沫餐盒是几分到最高两三毛钱不等,而PP餐盒每个都要八九毛钱,价格差距惊人。

  尽管市场有痛点,但这么贵的一次性餐盒能在内地有市场吗?即便是公司员工也不看好。但刘海锋坚持认为: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和环保的重视度提升,这是老百姓消费水平提高的必然选择。于是,饭盒王就开始通过在网络销售、个性化定制、产品设计等方面下功夫,坚持做最安全环保的餐盒。而近五六年,饭盒王已成为网上销售量最大的、全新无添加的安全餐盒第一品牌。

  为什么刘海锋会强调饭盒王把环保放在前面?“环保事实上是产品质量的一部分。”刘海锋这样定义。

  尽管在200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明确指出,禁止使用列入淘汰名录的技术、工艺、设备和材料,但法令出台近十年,全国大小饭馆、零售小贩使用的一次性餐盒依旧以发泡餐盒为主(占到一半左右)。由于合格的一次性餐盒价格都在0.15元以上。而使用来源不明的废塑料并加入大量工业级有毒有害原辅材料,使得每个餐盒的价格只有4分钱,产品售价远低于原料价格。

  而随着“史上最最严环保新政”的出台与强势执行,“会让‘做烂货’的厂商没有生存之力,通过法治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开始转型升级。而这场环保风暴,让大厂更自信了,让中等厂可以升级,让小厂不敢做了,好处显而易见。”众山投资董事长吴忠恒在接受《中外管理》采访时这样说。

  “即使不是环保新政策问题,作为一个食品包装企业,对于产品品质、安全性、环保性的追求也始终是第一位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产品质量问题。”刘海锋对《中外管理》说,“饭盒王只是按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去做了合格的产品,不会在标准上打折扣。而有些厂商,只做到了30分的产品。”

  一个企业是否做到环保,人们通常会问:你有环保处理设施吗?你们用的原材料是环保安全的吗?但事实上,环保是一个系统工程,很难孤立存在。即使产业链中的某个环节是环保的,但是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说,就是环保的吗?吴忠恒举例来说明餐盒产业的现状:目前一次性餐盒产业主要集中在几种材料上,一种是纸质餐盒,一种是PP塑料餐盒,还有少量的植物(如玉米皮等)等餐盒,以及依然存在的泡沫餐盒。

  纸质餐盒就一定是环保的吗?生产它需要用到木材,也就是说其前端是相对不环保的,而用后的确是可降解的、环保的;而塑料餐盒呢?从生产制造环节看是环保的,但是使用过后若不能很好地回收处理再循环利用,因其不能自行降解,就又成了环保的负担;那么,似乎要寄希望于植物餐盒了。但是,问题又来了,世界上还有人吃不上饭呢,用粮食作物制作餐盒,又无异于与人类抢夺粮食。

  饿了么推出了“蓝色星球”计划,在下单确认页添加“无需餐具”(主要指筷子)备注选项,用户就会获得积分奖励。不料,商家对于“放不放筷子”这项却是“宁可信其要,也不信其不要”,“万一没放筷子,客人给我差评怎么办?我还得再派人送一趟,人工成本又上来了。”这是商家的普遍心态。

  另外,布丁酒店于2007年第一家酒店开业时,就提出不免费提供一次性用品,参与酒店环保举措的会员还可积分换大奖。然而,大多数酒店对“取消免费提供一次性用品”仍持观望态度,对于竞争压力巨大的酒店业,更多的是在极致服务上做文章,而并没有认为环保是较大的竞争压力。似乎,没有价值趋动的环保行为,还很难有“市场”。

  “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减少使用,以及更好地回收利用。”刘海锋说。作为业内人士,刘海锋透露,目前PP餐盒的回收利用率不足10%。任何一个行业,在遇到环保问题时,都会神经高度敏感,特别是一提到一次性餐盒就会定义为“白色污染”。然而,刘海锋很坦诚地表示,事实上,PP餐盒在生产制造环节中,可以说几乎不会产生污染环境的问题。而所谓污染是由于使用后,没有很好地回收或处置不当,随意丢弃造成的。这不单单是制造环节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产业链要解决的问题。

  面对外卖业的迅猛发展,刘海锋却异常冷静,甚至从未想过要因此扩大产能。因为在资本的疯狂投入之下,如果盲目的扩张产能,当资本浪潮退去后,市场趋于冷静,那么势必会造成产能过剩。这对于企业和产业来说,都将成为一个负担。况且,在一次性餐盒产业中,就没有冗余的产能吗?当然有。刘海锋利用一次性餐饮用品产业平台——众山平台进行资源和产业的整合。

  “众山创立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效率、秩序、标准来完善行业的发展。众山要通过做产业链整合,帮助众多中小餐饮用品公司规范生产,节能环保实现转型升级。同时,使上游的厂家、下游的经销商、中间的物流资料凝聚起来,有点像新零售一样。”众山投资董事长吴忠恒在接受《中外管理》采访时说。而众山的股东,包括了全国众多的一次性餐饮原料商、生产厂商和经销商。

  吴忠恒说:“做好环保,整个产业就会前途无量。”而做众山的目的就是基于此,一个目的是利国利己利民,实现节能、环保、降耗;另一个目的就是利己,也就是促进行业自律。而结果是,企业可以在平台上获得优质的资源,同时能够赚到钱,产业也可以获得更健康的发展。比如:凡是加入众山平台的企业,必须遵守平台的规则。首先,平台要求企业不卖“垃圾货”,不打价格战,要通过市场的价格体系,让大家都有钱赚。因为,如果产业内都在恶性竞争、以次充好,那么影响的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会拖累整个产业的发展。“平台要让诚信的厂商获得更多的利益,有什么优质的资源就会优先推荐给这些厂商。我们要让遵守游戏规则、愿意卖好货的人觉得划算,让‘卖烂货’的厂商慢慢修正价值观。可以说,要用利益和价值观吸引他们开始做环保的产品。”他解释道。

  在吴忠恒看来,产业升级的原因与环保无关,人在没钱时做低端,有钱了就会做高端,这是个自然规律。转型不是因为环保,企业转型是为了做高端、高品质产品,可以接触到高端客户,这就是利益驱动。

  但是,不管是利益驱动还是价值观引导,对这个社会只能起到一个改良的作用,而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污染现象,其根本作用依然是要靠法治、制度体系去实现,以及公民意识的提升,迫使破坏环境者无法生存。

  为什么在日本、韩国,使用塑料袋不用付费?并且他们在大量使用塑料餐盒包装食品、便当?事实上,他们使用的材料与我国相同,也都是PP塑料,但并没有产生太多“垃圾”。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回收系统,且老百姓有非常好的垃圾分类意识。在日本,每天回收的垃圾品类都是不一样的,只有在特定的一天才能去扔某一类垃圾。可想而知,回收成本就会低得多。而尽管国内垃圾分类已经开始推行,然而效果却不甚乐观。在老百姓家中,几乎没有垃圾分类的概念。甚至,小区内的许多垃圾回收工人,几乎每天都要站在分类垃圾桶旁,一一解开垃圾袋,重新进行分类后再放入相应的垃圾桶。而在公众身边,尽管有“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桶的区分,但即便化学博士也不一定能搞清楚每天每一件垃圾及其包含的所有材质究竟是不是“可回收”的。

  “对于老百姓来说,一方面是靠环保意识,另一个是要有环保知识,要知道哪些是可以循环再生的东西。”刘海锋说,“而这种教育和习惯的养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

  目前,我国的一次性餐饮回收系统还较落后,除了政府的扶植,很少有人去经营和回收一次性餐饮用品,而这都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同时,更要让使用者明确,使用后该如何处置它们。如前文所说,有90%的塑料餐盒没有得到很好的回收利用,其中一部分原因便是回收困难、回收成本高。

  “事实上,这还是一个生态链的问题。生态链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责任,并且要做好。而要成为一个产业的引领者,那么就要更多地承担起产业的责任。”刘海锋如是说。

  相对来说,一次性餐饮用品产业还没有形成一个生态链的闭环,而这个产业链要做好,做到资源的最集约化和环保,哪一个环节都不可以偏废。“作为一次性餐饮用品企业,第一,要保证无毒;第二,就是环保、能分解;第三,若不能分解就尽量回收;第四,若不易回收,就要尽量克制使用,不要过度包装;第五,提倡使用自带餐盒。”吴忠恒总结道。

  而且,塑料餐盒只要可以妥善的回收,就不是负担,而是可再生循环利用的资源。而这需要在政策上、利益引导上、使用者的意识培养上下功夫,真正的让一次性餐饮用品“变废为宝”。

  相关部门专家也一再呼吁,应该制定一次性餐饮用品回收、再生和管理的规则,并建议在一些重点地区集中检查,设立回收点,以及尽可能寻求可降解材料进行替代。但由于中餐烹饪和食用的特点,又要积极生产适合中餐外卖使用的餐盒产品。而送餐企业,也有责任推动环保事业。

  据刘海锋透露,进入大陆20多年的日本中央化学,可以说是PP餐盒行业的鼻祖。他们在2016年,就已开始研发一种发泡PP餐盒,这种材料的优势在于可以减少对于塑料的使用。假设现在一个塑料餐盒要用100克原料,而通过发泡技术只需要用到10克原料,这就是通过“减少使用”而实现了相对的环保。

  再比如:德国研发了一种用树叶替代塑料或纸质的天然一次性餐具Beleaf,也是减少对原材料的使用。其实,人类对于环保材料的研发从未止步。只是,对于一次性餐饮用品来说,也许没有绝对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持续在不断地改进。而只有人人参与和重视环保,才可能有所突破。

  目前,“饭盒王”也在积极关注国际动向,逐步参与到产业升级中。对于新材料的应用和推广,也在酝酿之中。“尽管我是做一次性餐盒的,但我也真的不希望人们太多地去用这种一次性产品,企业能做的是质量和环保,政府能做的是政策到位和教化人,而我们每个人可以做的就是减少使用。”刘海锋语重心长地说。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不少人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民营企业是个人的。我做企业十年,算一算人员工资,发了5个多亿,税交了1.5亿,我是民营企业家,从零做起。股东收益比税收多不了多少。你说这个企业到底谁的?这个企业其实就是社会的,根本不是老板个人的。

  企业生存的唯一理由和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解决就业。企业通过产品和服务来解决社会某一种需求,当企业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不能满足社会要求时,或者存在更低的可替代社会成本,带来的社会危害多于提供的价值时,就会被淘汰。企业始终要站在外部来看自己的成果。企业的繁荣发展不是以牺牲社会财富为目的,而是以创造社会财富为目的的。

  李坤:环保风暴,导致产业链生态优势丧失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很多配套齐全的生产要素。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最重要的优势就是高效运营的产业链系统。完善的产业链本身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

  这个优势我们不能轻易把它破坏掉,破坏了一个环节,就有可能导致整个产业链遭到破坏,效率就降下来了。而降下来之后所引发的经济下滑,可能是预想不出来的。

  产业链的概念,不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界定的,例如上下游有多少家企业;而是从整个社会、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界定的——社会所需要的一种价值创造的分工是什么。

  企业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国家是需要保护它们,还是要让它们转型,促使它们快速变革?这是产业政策的范畴。如果说,我在某一个链条上,我的链条就要得到保护,这并不是真正的产业链,仅仅代表了有着共同利益的一个企业群而已。

  李坤:环保使小企业雪上加霜无数个小企业,一年的产量就那么一点点,假如没有环保处理设备就过不了关。

  而有些企业连厂房都是租的,所以它没办法上环保手续。即使有自己的厂房,上环保手续也会花很多钱,中介费十几万,再加上设备三四十万,而企业几年也挣不出这些钱。有很多的中小企业老板,其实说白了上了环保设备之后就活不下去了,因为盈利能力没达到那个程度。

  小企业必须去提升经营能力,不是单纯的响应不响应环保政策,而是经营能力如何能够提升的问题。如果这个企业本身就濒临倒闭,或者属于社会落后产业,怎么办?我们不是要救它,救它实际上就是在浪费社会资源。

  李坤:错杀小企业,伤害了企业家精神此次环保行动过于严厉,并没有给企业缓冲的时间。如果企业没有污染排放,就可以允许它继续经营,只要逐步完善就可以了。否则,会错杀很多小企业,与国家提倡的企业家精神是相违背的。现在实体企业搞环评,上新设备,最后验收,不仅仅是需要花钱,过程很长,企业停工带来的客户契约无法保证,员工工资需要支付,企业怎么能承受得住?

  对于每一个企业而言,都希望环保政策轻一点、缓一缓,给自己留一些空间。但是界限在哪里?一个企业家很重要的一点,是能不能看到未来,不是等别人告诉你未来。

  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是创新!什么叫创新?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不是创造财富的创新。如果说企业经营带来更多社会问题,阻碍社会进步,那企业的存在有何价值?作为企业家,应该始终去思考:企业生存的前提条件是能够为社会做贡献,而不仅仅是创造就业和税收。

  企业始终要站在外部来看未来的发展,因为企业的成果始终在外部,也就是你解决了多少社会问题,创造了多少社会财富和价值根据公布的数据显示,造成全球环境污染70%以上的排放物来自制造业,其每年约产生62亿吨废弃物。同时,由于消费品的大量普及,产品的快速更迭,废弃物数量也在急剧增长。

  而国内,史上最严环保新政正在让制造业面临内忧。做实业的许多企业身陷焦虑、无奈、挣扎之中,或艰难地活着,或关门倒闭。

  在十九大报告中,绿色发展理念被多次提及,绿色制造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在2017年,有大批不合格、不达标的工厂被关停或被要求整改,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一场脱胎换骨的绿色革命。截至2018年初,中央环保督察已实现对31个省份的全覆盖,仅2017年的问责人数就达上万人。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很多企业的做法是为了经济而牺牲了环境。就像鑫同吸塑(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锋在接受《中外管理》专访时表示:“企业是有原罪的,我们要还环境的债。”企业是否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过环保新政?难道这不该反思吗?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过去那种只有少数优质企业才具备“高大上”的绿色制造,正在成为企业的入门门槛。尚和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胡光书认为:环境本身不是企业外部的无偿的义务,而是企业的职责,是你产品的一部分。企业提供的产品应该天然就是环保的。

  “这个时候,要看你的企业还能不能跟得上产业的环保升级,或者你的产业在环保升级中,是否还能有所作为,这需要企业家的战略眼光。”松井新材料董事长凌云剑在接受《中外管理》时这样说。

  湖南万容科技就是典型例证之一。其前身是万容包装公司,在2003年,可以说已经做到了一次性水杯行业的隐形冠军。然而,董事长明果英却自我感觉不好,总被外界认为自己是“白色污染”的制造者,而没有得到社会认同。随着环保越来越被重视,他考虑到企业应该转型。于是,2006年开始转型为以“科技、环境、资源”为核心理念,围绕“电子废弃物”“产业废弃物”“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打造了一条

  与稀贵金属加工于一体的“城市矿产”资源开发绿色循环产业链。近几年,万容科技通过自主研发的热解技术,更是进入了城市垃圾处理领域,将垃圾“吃尽榨干”。通过万容科技处置系统的预处理、热解和堆肥,就把生活垃圾变成了营养土、炭、燃料油、电或蒸汽等资源。因此,制造企业的未来只有向绿色制造转型,才有机会。特别是规模企业,对于排放出去的废弃物,不能粗放地处理。引进好的技术,不仅能变废为宝,甚至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目前,有不少制造业工厂实现了能源收集再回收利用。

  具体而言,制造企业该如何参与到环保中来?专家给出了两个途径:减量化、资源化。首先,环保的最基本措施就是减少使用或减少排放。这也是国家一直在强调去库存、去产能、实施产业升级的初衷。秦皇岛首创思泰意达环保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炳煌谈到台湾地区在环保方面的经验时说,早在1990年时,台湾就提出了总量管理概念。由于任何一个地区的一个指标超标,都可能影响到某一个地区的生态平衡,所以台湾在做总量管理时,都要超前去完成某项指标。

  假设说要求大气的污染物总量低于100毫克,那么只有目标达成后,才能挤出新的成长空间。同时,这个标准在五年后可能就降到了80毫克。企业若要扩大规模,也不能超过原来既定的排放量。同时,这个目标也将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而逐步递减,企业要不断在经营中思考减少对未来环境的影响。

  其次,加强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如果说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那么如何整合资源将成为企业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在深圳某些小区,物业会在固定的地方回收快餐盒。甚至,未来随着物联网的普及,可以对一个餐盒的使用进行追踪,从使用它的饭店,一直追溯到被回收到了哪里,形成一个循环。同时,可以通过总量控制的办法,让商家或企业参与到回收产品的环节中,将环保视作自己的责任。

  一些具有环保意识的企业,在生产制造产品的环节,就尽量做到某一产品只使用单一原材料。比如生产一把座椅,椅面部分用一种材料,骨架用一种材料即可,这样更方便于重新回收和再利用。美国最大的办公家具制造商STELLCASE,其每一件产品都是采用可循环的环保材料制成,而且他们还回收自己生产的家具。

  原航空航天部部长、原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林宗棠在接受《中外管理》专访时表示,3D打印技术或将成为助力环保的新势力。目前,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3D打印机体积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低。但是3D打印是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那么是否有方法替代呢?世界各国的专家研究发现,将废旧塑料重新利用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打印效果。因此,如果可以积极回收废旧塑料等耗材原料,然后制成打印材料,替代原有耗材,必然为制造业带来新的环保力量。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政府既然下定决心,环保一定会越来越严格。“在越艰难、竞争越激烈的市场,还能存活下来的才是好企业。同时,也会给好企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在《中外管理》采访的过程中,几乎每位受访者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环保新政带来的虽然是挑战,但更是机会。而当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变小、无利可图时,自然会转型或消失,“这就是靠法治和利益吸引,靠公民意识去推动。”众山投资董事长吴忠恒的观点十分鲜明。

  目前,国家通过引导或者限制,任何产品都要有一个流程,把流程分段处置。将没有污染的环节放到接近市场、接近技术、接近人才的城市中,把有污染的环节放置在偏远地区、自然净化能力强的地方,甚至国际上的做法是将污染物出口到落后国家和地区去。

  事实上,环保不是某产业的某环节上的事情,它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全产业链形成一个闭环。企业要将自己放在整个产业链中思考,而整个产业要将自己放到整个经济形态中思考。这就需要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助推,真正实现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功能。像众山平台这样的一次性餐饮用品产业联盟,也在更多地推动着产业自律和推动产业的发展。

  那么,在环保升级的进程中,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在于: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很小,但要上马环保设备就面临很大的成本压力。于是,国内出现了一些工业园区,将环保处理系统作为工业园区的辅助系统,或引入第三方的环保处理系统,而企业只需要花费相较于投入设备少得多的费用,就可以实现绿色运营。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新红曾经预言:共享制造将成为共享经济新的增长点。可见,共享环保设施也必将成为趋势。比如在一个工业园区内,有整个产业链生态所需要的各类企业进驻,而不再是某单一类型企业的聚合。这种集约式、协同式的生态系统,也将成为绿色制造的土壤。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时尚人士,开始热衷于追求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甚至发起减少购买和消费的倡议。人们去饭店用餐不再追求排场,而是追求不浪费,这些都是环保意识的觉醒。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2009年,凌云剑参观一家德国化工厂的情景让他至今难忘。当时,这家化工厂是松井下游的大客户。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工厂坐落在一个小镇上,在这个化工厂旁边就是别墅区,隔着也就几米远。这简直不可思议。但是,这个家族经营的工厂已经到了第三代,他们每年都会邀请社区居民代表到工厂里来,社区代表可以随时检查,工厂哪些地方对环境造成了伤害,或有质疑之处,都可以提出来。工厂负责人将负责解决,若社区代表不确信还可以请第三方机构进行检验。而居民对于环境检测也十分精通,他们日常在家中都可以随时自行监测水质和大气等问题。

  因此,随着老百姓环保知识在逐渐增强,客户将更加看重产品在整个流程中,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是否对环境造成破坏,甚至会追溯产品的整个流程。这必将倒逼企业对于环保的重视程度。每个人的意识、行为习惯,终将推动环保在各个经济领域、经济场景下的发展。

  未来的企业,不能再是经济体,而应是具备社会属性的组织。而所谓因为环保升级带来的成本增加,导致有些企业做不下去或倒闭,真是如此吗?“一些企业适应不了环保新政只是一个结果和表象,本质是其经营能力是落后的,产能是落后的,经营思想是落后的。”胡光书接受《中外管理》采访时一语道破。

  因此,不要说环保政策“杀死”了很多企业,而是这个社会必定要进步,就意味着环境必定要改善。早在上世纪末,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就提出:未来的成功企业,是解决人类生活基本需求的企业,而不再仅仅是创造了多少GDP、税收、就业等经济指标。“企业始终要站在外部来看未来的发展,因为企业的成果始终在外部,也就是你解决了多少社会问题,创造了多少社会财富和价值。”胡光书说。

  企业只有不断创新,不断解决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才具有未来企业的特性。因为社会的繁荣发展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而是以创造社会价值为目的的。未来能存活下来的企业,也必然是具有“利他”精神的企业,只有利国、利民才能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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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市市长张海波代表特别关心“壮大绿色环保产业”有关内容。“一提到大气污染,往往想到的是工厂、汽车尾气等污染源,但在沿海城市,港口轮船的排放量是比较大的,占整个城市污染比重较高。这既是压力,又蕴涵着巨大的产业商机。”张海波介绍,“荣成市和环翠区有两家企业就通过船舶技术改造,使污染问题得到改善。”不仅如此,从去年开始,威海开始打造“蓝碳经济”,以大叶藻、翅碱蓬等来自海洋的蓝碳为基础,置换其他企业的排放指标,形成蓝碳生态产业化。“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通过产业化的思路和办法,治理当前突出的环境问题。”张海波告诉记者,威海市正在努力争取国家无废城市试点,核心就是使生活垃圾、工业固废、工业危废、医疗垃圾、建筑垃圾等都能够实现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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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公司的未来,冷健雄希望公司能从区域性的知名环保企业走向全国,为中国的环境保护出一份力。“具体来说,就是希望在全国环保企业之中能做到重金属治理方面的第一,同时在高浓度有机废水治理领域能做出特色,力争跻入全国前列。”冷健雄展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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